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张跃山、肖)2015年发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中提到，地方足协要与地方体育局“脱钩”，参照中国足协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建立，接受中国足协的指导和管理。
南安市足球协会
足球发达国家有比较健全的足协体系。中国幅员辽阔，能否建立起覆盖面广、扎根基层、独立高效的地方足协体系，是落实“足改计划”的关键。新华社近日对地方足协改革进行了调研。地方足协人士普遍认为，地方足协脱钩不理想，部分地方正式脱钩，但财政、人事、管理等体制机制没有理顺，发展受到制约。
缺钱，怎么开源？
采访中，不少地方足协反映，脱钩后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不足，政府购买服务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自身造血能力不强。
许多地方足协报告称，政府购买的服务不包括人工成本。“总得有人做一个项目，而人工成本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购买服务项目不能包括人工成本。”一位市体育局官员说。
以北京足协为例，2017年足协与体育局脱钩，25名专职工作人员与足协签订工作合同，造成了很大的现实压力。
新华社记者在北京足协采访足球改革
此外，不少地方足协领导表示，地方足球改革发展的资金保障措施薄弱，很多地方财政支持足球发展的政策没有落实。经常出现“拿足协文件去财政局，财政局拒不承认”的现象。
据记者调查，发展较好的地方足协普遍拥有优质资产，包括平台公司、物业或基地等。经营性资产收益可以大大增强足协的造血功能。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体育局足控中心的资产不能直接分配给地方足协。目前大部分都是签合同，无偿交给足协使用。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不少足协表示，希望脱钩后出台更明确的资产管理办法。
除了分配资产，俱乐部的“开源”方式还包括设立专项基金。陕西省志丹县足协主席丁认为，应该设立引导奖励基金，把表彰奖励倾斜到基层，鼓励他们进一步发展。北京足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刘军建议，发挥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引领作用，制定区域性专业资金保障政策；在完全脱钩的城市设立足球发展专项扶持基金。
足部改革要打通“最后100米”
有受访者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足改方案”了解不够，对足球改革的支持力度不够。广州足协是中国第一个脱钩的地方足协。广州足协主席谢之光表示，足协在开展工作时，会遇到一些不被认可的情况。比如和一些政府部门对接时，对方会让我们先咨询体育局。
广州足协向新华社记者介绍了足协改革情况
“过去我们到公安局报到比赛时，都要经过体育局。现在我们更好了，可以直接举报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部门要求必须通过体育B
据郑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足协换届时，也尝试按照“足改方案”进行改革，聘请社会各界人士担任足协主席，广泛吸纳企业等热爱足球的社会各界人士。然而，事实上，市政协会的资源仍然很少。改革后，各方面工作并没有完全按照管办分离、与政府“脱钩”的模式进行。开展青少年足球训练和校园足球也多由政府来做，足协还没有实现独立运作。
“对足球工作没有把握”是很多省级足协领导的共识，核心原因在于县级足协制度建设不完善。只有60%左右的县级足球协会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成立的。
资料图：2019年4月24日，队员在志丹县高中进行对抗训练。新华社记者邵瑞社
即使是已经成立的县级足球协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作为国家青年校园，
球活动试点县的陕西省志丹县，收入基本来自县财政局，以类似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得。由于县里财政紧张，也影响到了对足球的财政支持。“志丹这里的足球培训很难收费，都是公益的。”县足协副主席姚功辉说。
对地方足协陷入的改革困境，陕西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认为，地方足协自身也不应被动地“等靠要”。他认为，地方足协只有自强，才能有立足之地，“我总结了几点，（地方足协应该）认为是对的就去做，坚持自己的想法，先做后看，有为才有位。”
事在人为。同样的环境和条件，有的地方足协就做得风生水起，这与当地政府的重视、地方足协负责人具有开拓意识、市场观念和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
成都足协在地方足协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是为数不多建立起完备的区县会员体系的足协。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曾表示，这得益于发动广大足球爱好者的力量。
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蓝衣）向新华社记者介绍情况
成都足协拥有温江基地的使用权，还牵头并联手十大城市足协发起了平台公司，协会工作人员超过150人。“历届政府、体育局的领导，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辜建明说，“不能因为改革出现困难就走回头路，成都足协就是依靠改革发展起来的，地方足协一定要转变观念，坚定地走市场化发展道路，服务于城市的发展需求。”
福建省南安市足协由民间足球爱好者自发成立，目前拥有9个分会数千名会员，年收入数百万元，成为县级足球协会的标杆。南安足协主席戴宽南表示，南安模式的核心就是在政府引导下，将全市的足球爱好者全部调动起来，参与协会工作，绝大多数人不在足协领工资。
谢志光认为，广州市足协的脱钩是“成功”的。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扶持，将物业资产和球场的经营权交给足协。市足协每年通过运营资产可获得1800多万元的收入，满足了生存需求。
有了收入，广州足协的教练员收入比在体制内时翻了一番，能留住人。脱钩后足协聘请专业人员来从事教练工作，专业性强。“待遇高了，积极性也高了，工作人员更有担当了。”
省市足协要明确事权边界
中国足协相关人士表示，中国足协将扩招基层足协作为会员单位，建立地方足协体系，培育好地方足球力量。
一些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没有强大的地方足协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足协，省市足协应支持区县一级的足协做大做强。“如果基层的足协都强大了，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荣誉，我会支持他们。如果（区县足协）强大到一定地步，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人家做得比我还好？”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潍坊市足协秘书长杨俯非常支持增加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市县级足球协会作为中国足协会员单位。他表示，省市足协工作关联不大，没有工作上的直属关系，只有资源分配权力，以城市为单位更加合理。
辜建明认为，足球是依托城市发展的，“省一级足协是做推广、做规则，市一级足协是要落地做具体工作的。省级（足协）要帮扶、支持，而不是去管市足协。”但也有一些人士认为，做强省一级足协也很有必要。
各地足协人士表示，无论怎样，因地制宜，明确事权边界，相互扶持，是大的发展方向。